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好多难以忘怀的往事和动人的故事：

是我童年看戏的地方。 卸甲河是一个繁华的小集市。石牌坊下面是一块宽广的草坪。草坪中搭起了戏台，与石牌坊遥相呼应。

那时，我年龄小，爹爹上街看戏，总让我坐在他的肩上。累了，就把我放在牌坊下面的石狮子的头上坐着。石狮子的头顶，大而且园，坐在上面，背靠牌坊，就像坐在椅子上，稳稳当当。 有时，也骑在石狮子的背上。爹爹有事，我一个人呆在石狮子背上一二个时辰，没有任何问题。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唱得最多的是《打渔煞家》，不知是不是这几个字，我也不记得了;还有《小尼姑上山》、《雪梅吊孝》等;还有当时的革命戏《哭杨子贞》，内容是新四军干部杨子贞在杨林垸湖中，因叛徒出卖，被当时驻守在毛甲口的土匪头子王胜梓捉住枪杀。戏文的内容大概是写杨子贞的夫人，抱着未满月的弱子哭灵的场面： “上孝堂，见血灵，珠泪滚滚，哭一声，杨子贞，奴的夫君;……

卸甲河的花鼓戏，在农闲时节，差不多每晚都有。到了农历节日，日夜不停。 唱戏的都是街上各行各业的青年后生。扮演旦角的是我后来小学同班同学小名叫“黄狗”的哥哥刘思立(?);演老声的是我后来学生的父亲王义煌;这些人是当时卸市街上的名角。还有丑角的印象最深：丑角出场时的五花脸，不伦不类的衣着，油腔花调的唱腔： “梭!梭!西梭，雅个西梭也西梭，……”，加上嘻皮花脸的做着，至今回忆起来，还忍俊不禁!

看戏也不要钱。只要锣鼓一开响，街上看戏的人多，小摊小贩的生意就好。这些小摊小贩们就轮流做庄，安排“戏子”们的生活，或出钱制作戏装导具，请师傅。因而，卸甲河的花鼓戏是长年不断的。我和牌坊下的石狮子，因此也结下了缘分。

1954年春的大雪，戏班的鼓手刘师傅，也是戏班主持人。晚上，从距卸甲河街不远的王家门喝酒夜归，醉卧雪地，被冻死。戏班从此失去了主持。加之后来“左”的思潮，认为戏文多是“封资修”的内容被禁演。卸甲河的花鼓戏，因此消失了。

1955年至1960年，我在卸甲河街上读小学。石牌坊又成了我经常玩耍的地方。夏天，原来的戏场成了禾场(堆放稻谷的场地)，因而吸引了成群的麻雀。麻雀在石牌坊上面大大小小神仙故事的人物雕像中和缝隙里做了很多的窝。我和同学们一起，常爬上去，从窝里掏蛋。

而真正让我记住石牌坊的是关于“‘叫化子’争刘个牌坊”的故事。 听大人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卸甲河的河边草棚里，住着一个刘姓的寡妇，靠乞讨送儿子读书。后来，儿子中了进士。她被皇上封了诰命夫人。死后，皇帝赐了这座贞节牌坊。她的坟墓就埋在距卸甲河不远的油榨湾。坟前有石人石马(也是“文革”中毁掉的)。后来，在这座贞节牌坊的周围，形成了卸甲河的集市。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石牌坊下聚集了两群小“叫化子”(乞丐)： 一群是卸甲河街上游的;另一群是卸甲河街下游的。而这两群叫化子的头儿都姓刘。乡下有“九刘十八张”的传说，据说刘姓有九个祠堂，同姓不同宗。街上游的一群属于“上刘”;街下游的一群属于“下刘”。 “上刘”的头领说“诰命夫人”是他们的先人，石牌坊属于他们的。“下刘”的头领说“诰命夫人”是他们的先人，石牌坊属于“下刘”的。于是就有了不断的争吵、斗殴。白天，这两群叫化子分散下去乞讨。晚上，吃饱了回到石牌坊就吵架、群殴，闹得鸡飞狗跳墙，使得街坊不得安宁。特别是唱戏的时候，他们更加活跃，有时，闹得戏都唱不下去，成了卸甲河街上的一伙害群之马。

紧靠卸甲河街边有个刘家门。刘家门的刘氏宗族觉得这两群小叫化子在街上这样闹有损刘家的体面。就出面传话，告诫街坊邻里，凡是这两群中的“叫化子”上门，一律不准施舍，使这两群叫化子断绝了衣食之源。后来，这两群“叫化子”不知遁向了何方?也不知又在哪个地方去争论什么新的内容了。这个故事在卸甲河是妇孺皆知。后来，“‘叫化子’争刘个牌坊，吃多了，撑的”这句话，成了“吃饱了没事干，管些毫无意义的事”的口头禅。

住在卸甲河的街民们，至今都常在议论：卸甲河本来是一块风水宝地，是靠着石牌坊兴旺发展起来的!“文革”中，石牌坊被红卫兵摧毁了，风水走了。卸甲河的集市，也渐渐没落了。

注：卸甲河古街位于监利江北高速出口1.5公里，离县城约5分钟路程，是江汉平原打造农家乐及古街旅游的首选地，是著名书法家王遐举、王轶猛、王庆云的家乡。